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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年纪不一样的童年

201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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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将孩子比作上天的神灵与星辰，有人相信孩子的眼睛里承载着未来和希望。就像在花蕾上洒满晶莹的水滴，给嫩绿的小草洒下灿烂的阳光，我们都愿意给孩子一个温暖的童年。然而，疾病、饥饿、战争、贫穷、留守、暴力，却正严重威胁着全世界儿童的生存。一幕幕惨剧震撼着人类的灵魂，它们如一根根尖针扎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心上。

       又是一年的6月1日，属于全世界孩子的节日。这一天，全世界孩子怎么过？除了快乐的游乐场、美妙的摩天轮、甜甜的棉花糖，还有很多孩子生活在幸福的另一面。你可听到他们无声的哭诉：“我们不要疾病不要伤悲，不要饥饿不要灾祸，不要枪炮不要眼泪，不要孤独只要玫瑰，幸福无忧的玫瑰。”

       艾滋让人生失去欢笑，恐惧中的黑暗童年

       这些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一出生就毫无选择地成了艾滋宝宝。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2012艾滋病疫情报告》显示，全球儿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达到373万。

　　这些孩子还算幸运。他们一直被关注着。2006年我国全面开展儿童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开始有了儿童专用药。在《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到，截至2011年，我国累计治疗了2563名艾滋病儿童，至2011年9月底，抗病毒治疗的覆盖率已达到73.5%。同时，今年广东省还提出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或患儿适当补助基本生活费。然而，这些孩子们依然无奈。出于自我隐私保护，他们大多数只隐性接受了医疗救助，对外界的其他帮助和支持，他们往往心存顾虑，很多时候宁可自动放弃。他们隐蔽着生活，但他们渴望将来能有理想的解脱方式。

　　“隐身”个人信息是“最高机密”

　      志愿者阿光，是智行基金会一名普通的调查员。阿光的工作常态是“家访”，他要到这些艾滋感染儿童的家中，了解他们的情况：心理有没有问题，生活环境如何，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好不好，监护人怎样。“最难获得他们的信任”，阿光谈到，他们只能通过“艾滋关怀”这一民间组织去推介，有助学意愿的人首先在“艾滋关怀”登记，然后他们再把这些名单转到阿光所在的基金会。

　　 “我们会介绍，这是一家助学基金会，没有任何宗教和政府背景”，不过一旦涉及需要孩子的确诊报告以及详细的个人信息时，家长们就开始犹豫，担心自己被暴露，“稍微有能力自己负担的家庭，就不会来申请。或者后来看见别人做好了，才又会尝试来做一做。”

　      对陌生志愿者缺乏信任

　　  虽然得到“艾滋关怀”的推荐，这些感染者对基金会有了信任的基础，但要真正深入到这些艾滋家庭，并不容易。阿光说，他们做家访的目的并不是鼓励感染者“拼穷”、“拼残”，只是想了解最真实的情况，从而对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既有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在家访前，阿光要提前跟艾滋家庭联系，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去。如果在家中谈，要事先做好准备，阿光需要一个身份，比如成为这家人远方久未联系的亲戚。只有这样才能打消其他家人和邻居的疑虑。还有些人认为风险很大，会选择在外面谈。联系家访时，阿光还要考虑控制时间和经费的成本。“一趟会尽量多走几家”。不过广东跟河南省、安徽省不一样，艾滋儿童大都分散在各农村，一天最多去两家。家访时，阿光还会选择最普通的着装，把自己“大众化”，然后独自前往，“艾滋家庭对外人的关注讳莫如深，去的人多了，他们很介意。”阿光说，“因为缺乏信任，普通志愿者一般很难接近他们，对这些家庭的一些心理辅导，都很难让专家与他们面对面，而只能通过中间转述。”

　　 双孤艾滋儿童生活困难

       今年8月至9月，阿光走访了广东省内12个艾滋儿童家庭，在整理家访档案时，他也陷入了难以名状的情绪。“他们都生活在农村，同村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就算家人也不是全部都知晓。”阿光说，在外人眼里，最多只知道这家人每个季度都要到广州看病，但具体什么病，没人清楚。

　　他家访的这些艾滋家庭中，几乎都是父母染病，而孩子未能幸免。除了双孤艾滋儿童，家中的老人及其他亲属对他们的状况并不知情。两年前，小健和小鑫（化名）的父母过世后，兄弟俩就由爷爷和奶奶抚养。在阳江某县，一栋泥瓦建筑的老屋里，两个老人带着两个未到学龄的艾滋儿童生活。“经济非常困难，家里的电灯还是用花线连接的，裸露在外面。泥瓦房住了很多年，最怕刮风下雨。”阿光说，看着很心寒。孩子们还有个叔叔，不过也要照顾自己的家人，叔叔没什么文化，找不到工作，孩子也多。只是每到复诊的时候，叔叔就带着他们去一趟广州。两个孩子的爷爷这几年一直在四处争取资助，现在每个月只有民政部门的150元生活补贴。这位70多岁的老人很朴实，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给孩子积攒一点钱。“现在我还在世，有眼睛盯着，叔叔会对他们好点，哪天我走了，这孩子可怎么办？”

　　据阿光的观察，现实的困境是：这些单孤和双孤的艾滋家庭，会以“孤儿”的身份向民政申请补助，但他们绝对不会透露自己感染艾滋，有些不是这种情况的，就会放弃申请。

　　
　　暴露意味着背井离乡

　　事实上，很多艾滋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很困窘。这些患病的父母身体状况都不好，只能在家做点工，还要照顾患病的孩子。此外，治疗的维护费用是一笔大的开支，阿光说：“他们每个季度都要去广州看病，不算每次来回的交通花费，一个人一年固定验血花费是600多元，如果全家都是感染者，这个费用还会更高。因为目前抗艾病毒药物虽然是免费的，但如有并发症，医药费就要自己承担。”

　　虽然现在当地的疾控中心也可以做验血检测，但这些感染者会担心暴露，仍会不辞劳远去广州检测。据了解，自2006年，儿童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全面铺开，有了专门治疗儿童艾滋病患者的药物剂型，感染儿童开始使用专属药物。然而，很多孩子除了愿意接受国家的医疗救助外，为不暴露身份，他们默默地生活在其他社会救助之外。“承担这种压力让他们的父母痛不欲生”，他们对来自外界唾手可得的帮助，显得心事重重。

　　虽然国家有针对艾滋家庭的低保，对艾滋儿童的专项补助等政策，但他们却主动逃避帮助。一个艾滋妈妈向阿光坦言：如果去居委会申请低保，那个村的人就会都知道了，他们就没法在这个村继续生活了。还有一个艾滋妈妈谈到自己的亲身体会，几年前，她以艾滋感染者的身份给同样患病的孩子申请补助，他们收到慰问金的那天也结束了他们在村中相对平静的生活。那天职能部门派来了很多慰问者，本村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到场了，有些还穿着工作服。后来，她意识到在村里生活不下去了，只能带着孩子到城市去打工。
　　
　　　社会歧视对孩子伤害最大

　　在阿光的词汇里，极少出现“艾滋儿童”这四个字，只是称他们为“吃药的孩子”，他们或许终身都要以药物为伴。“这些吃药的孩子一般都比同龄孩子矮小、瘦弱、皮肤偏黑”。阿光说：“他们不能停止服用这些抗艾药物，虽然这些药长期使用肯定对他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副作用。”然而，药物对身体的影响远没有歧视的力量大。

　　两年前，阿光访问的案例中，粤西某村有个艾滋感染男孩，长得黑黑瘦瘦的，虽然没有暴露，但村里人都怀疑他有病，没有人理他，都不和他交往。他经常在家待着，看起来傻傻的。和他的接触中，阿光发现，孩子其实挺活泼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躲着他。他爸爸去世后，为了维持生计，妈妈不得不带着他到市里打工。今年回访时，阿光欣喜发现，在新的环境里，孩子改变了很多。今年念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比以前开朗了许多，学习成绩非常好，特别是英语。唯一的缺憾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孩子只能上学费较高的私立学校，一学期需要3000元。不过，对自己的未来，孩子充满了期待。

　　如果保证营养和健康的作息，孩子们CD4的值会维持一个平稳的水平，他们的寿命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异。的确，对艾滋病的最新诠释中，“只是一种慢性疾病，只要控制得好，他们和正常人一样。”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蔡卫平解释：“社会大众亟须更新对艾滋病的认识”。

　　2012年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活动主题与去年一样，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迈进”（Getting to Zero），即实现“零”战略目标零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死亡。

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还有很多事需要做。

       爸爸妈妈在遥远天涯，期盼中的孤独童年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还嗷嗷待哺时，父母就远离家乡，到遥远的城里谋生糊口。很多时候，他们只能从电话中或者从偶尔寄来的汇款单中，才能感觉父母的存在。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花样年华的时候，他们被留在乡下，孤独地像荒草一样生长。人们给这群孩子起了一个酸楚的名字：留守儿童。

       父母的爱远在天边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入城市，“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我国有2.3亿的农民在外务工,打工者数量还在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年龄段的约为3000万，其中超过2000万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由于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成长环境里，他们身上出现的一系列“综合症状”，一些学者警示：他们可能会成为被“毁掉的一代”，成为国家新的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农村人口外流的一个潜在挑战。

       据调查，88.2%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其中53.5%的人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并且64.8%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与外出的父母联系一次，有8.7%的儿童甚至与父母就没有联系。49.7％的孩子表示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但也有44.1％的被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想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2010年11月12日，贺州市发生一起爆竹作坊爆炸事故，造成13名小学在校生死伤，这些死伤的孩子全部是留守儿童。同类的新闻，几乎同样的伤害，每每在让人愤怒的同时也感受到无可奈何的疲惫。

       他们过早地承担起本不该这个时候承担的责任，每天勤勤勉勉地做工，就像山野里的草和树一样，自由自在却有被遗忘了的苦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关爱都是那么遥远，他们的发展权是那么稀薄。城里的孩子是花样年华，而这些留守儿童却是飘萍一般的草样年华。

      由于贫困的现实处境，“留守儿童”过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辛酸和物质匮乏的压力。他们只能孤独寂寞地成长，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亲情。更现实一点儿，他们根本看不到知识将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学习成绩的好坏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从总的调查情况来看，留守儿童只有2％的成绩优秀，10％的成绩中等偏上，成绩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和相当差的却占到了88％！

       不要让“留守的一代”变成“毁掉的一代”

       家庭教育是每个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启蒙教育，健全而有效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留守儿童基本缺失了完整而有效的家庭教育。由于他们与父母的长期分离造成了家庭教育的弱化，情感缺失和心理失衡导致许多留守儿童心理不能健康发展，轻者经常逃学、打架，重者违纪犯法，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他们虽然隅居农村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将来对社会的影响？重庆双胞胎“黑老大”张波、张涛，曾经就是一对留守儿童，1999年，张氏夫妇外出打工，把年仅13岁的张波、张涛兄弟交给年迈的爷爷照顾，由于缺乏正确的管教和引导，从赌博开始，逐渐成长为黑社会的头目。

       时至今日，留守儿童不断上升的犯罪统计都在悚然惊心地提醒、警告着当下的社会。这些孩子已变成社会稳定的一个潜在的威胁。有调查资料显示，义务教育阶段中的留守儿童学生38.09％行为表现好，43.97％行为表现较好，14.95％存在违纪行为，0.15％存在违法行为。这些留守儿童长大后对社会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关爱留守儿童，你可以这样做

       建立儿童托管机构：成都市财政每年按照每个区(市)县20万元的标准拨出专项资金，再由各区(市)县按实际情况建立家庭服务中心，开展诸如医疗保健、家庭服务、心理咨询等工作。在乡镇，各地都将建立起学生、儿童托管的公益机构，充分利用镇乡合并后的闲置资产作为托管用房，管好、看好、养好属地留守儿童。

       推广全日制寄宿学校：河南滑县在农村推广建立全日制寄宿学校，由学校设立专职的管理人员，负责对住校生进行思想、情感教育和日常生活的集中管理。这些寄宿学校为“留守儿童”建立学习和生活档案，开设亲情热线电话。外出打工的家长可以经常与学校和自己的子女保持联系，经常了解和掌握孩子的所思所想，帮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安徽和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托管机制，各乡镇均成立了“留守儿童”教育领导组，镇村分别建立“留守儿童”档案。领导组给每个“留守儿童”确定了联系人，指导监护人。学校原则上每周对“留守儿童”家访一次，做到学校、监护人、联系人互相沟通，并定期向其在外务工的父母通报。

      让他们不再是留守儿童，才是真正解决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根本之策还在于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农民的权益。现在如果只让农民种地，改变不了农民收入少的问题，改变不了农民穷的命运。只有农民在农村收入有保障，他们的子女才不会饱受离散之苦。改变这种现状不能“头疼医疼”，从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顽症入手，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中国传统的福利体制是不健全的，社会性特征不突出，在农村，个人生存发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儿童，是靠家庭和家族力量解决的，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之一。但这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是相悖的，根据现代理论，社会个体的福利责任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也就是说要用社会和国家的力量解决个人可能遇到的困难。

      如今要求国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并不在于完全取消户籍制度，而是要逐步弱化以至取消与户籍相关的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政府应逐步实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拆除就业、医疗、教育等制度的壁垒，这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根本所在。

        热饭只是梦中的奢望，贫困中的苦难童年

        据调查显示在广西、贵州、青海、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区）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活着四千多万14岁以下的儿童。

　　尽管近年来这些儿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生存境遇有了一定改善，但他们在营养健康、疾病防控、教育资源等方面与城市儿童的差距仍在扩大，长期的贫困导致他们的精神世界黯淡无光，远离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更让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迷茫。儿童的命运既是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也关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四千万贫困儿童的成长。
　　
       半天赶路 半天上课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知识改变命运”曾激励着无数寒门学子奋发图强，改写自己的人生。然而，记者在多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采访时发现，这里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因家庭条件差、自然环境恶劣、学校生活艰苦，受教育的质量难以保证，一些学校甚至因学生疲惫难支放弃下午课程。

       早上6点左右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大调村，薄雾笼罩，天色将明未明，不时还听到一声声鸡叫。13岁的蒙妹玲利索地从床上爬起来，简单地漱了漱口，背起书包就往门外走。蒙妹玲的父母年近60岁，由于头一天干活疲惫，此时并没有起床给她准备早饭。

　　蒙妹玲就读于贡川乡红柳小学，上学要横渡红水河。孤单地沿着河沿土路走了30多分钟后，蒙妹玲到了渡口。7时左右，其他村组的10多个学生陆续汇集于此，一艘由报废渔船改装的渡轮把他们接过河。渡轮的船舵传动绞索是几截自行车链条拼起来的，绕船帮一周，裸露在外，拐角处的几个滑轮单薄得几乎随时可能被扯断。到河对岸的码头，坐船要近半个小时。看着湍急的河水，蒙妹玲经常会感到害怕。

　　下船之后爬到坡顶，就到了学校，这时已经快8点。约10分钟后，上课铃响了。“感觉还行，就是累。”蒙妹玲说着走进了教室。红柳小学校长韦茬文告诉记者，学校一至六年级共有学生115名，学前班学生26名，70%学生家离学校四五公里，有的需要过河，还有的需要翻过三座150多米高的山头。“放学后，看着一个个弱小的身影手脚并用地上山，很心酸。”他说。

　　记者走访发现，广西都安、大化两个瑶族自治县以及贵州省安龙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安徽省金寨县，都地处山区，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学生和蒙妹玲一样，上学的路途充满艰辛。

　　“半天课”影响教育质量

　　上午8时30分左右，13岁的三年级学生罗廷习终于走到了学校——贵州省紫云县猴场镇马寨小学。罗廷习家在猴场镇猫寨村打丫组，离学校约10公里，路上要翻过两个山头。他早上5点起床出门，走走歇歇。最后4公里平路，几乎一路小跑。走进教室，罗廷习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累得再也不愿站起来。

　　学校把上课时间推迟到9点，已经比其他学校晚了1个小时。第一节课是语文。罗廷习虽然强打精神，但朗读时依旧有气无力。11时40分，上午课结束了。罗廷习嘴唇干裂，精神萎靡，走出教室，拿着父母给的1元钱，来到学校附近的代销店买了一个小面包。这就是他的午饭，面包干得难以下咽。“我们没有水喝。”罗廷习说。艰难地啃完面包之后，他便趴在课桌上打盹。13时20分，下午课开始了。罗廷习还没缓过劲来，边打盹边听课，等待着放学的铃声。

　　校长韦应忠已经见惯了这种情况，并没有提醒他。韦应忠说，学校共有226名学生，其中80余人的情况和罗廷习类似。“他们能走到学校已经不错了。”韦应忠说，平时，一些学生实在太累，走到半路就回家了，尤其是下雨天，低年级学生旷课率特别高，学校每年总有两三名学生因为家远辍学。另外，学校一年的缺水期达4个月，没法提供营养午餐，很多学生饿着肚子，只盼着下午课早点结束，好回家吃晚饭。“下午课实际上只有家近一点的孩子在听。”他说。

　　记者走访发现，小学阶段在校教育质量难以保障的情况，在贫困地区比较常见。主要原因包括部分学校没有条件开展寄宿，学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赶路上；部分学校缺乏水源和“工友”，导致“3元营养午餐”缩水甚至不能提供，儿童营养难以保障，体力和精力不足；绝大多数学校教师存在兼课和一身多职现象，教学能力比较弱。

　　“最大心愿是一人睡一张床”

　　在有条件开展寄宿的学校，受学生不断增多和低龄化趋势的影响，一系列生活保障难题和安全隐患也逐渐凸显。

　　12岁的刘海宁是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银山畈中心学校五年级的学生。银山畈中心学校坐落于大别山深处极为偏远的乡镇，被称为当地的“西伯利亚”。全校一年级至九年级300余名学生中，200余人住校。在刘海宁的宿舍，不足20平方米的屋内，摆着6张老式的铁架子上下铺床，已经有一米六个头的刘海宁告诉记者，12个铺位总共睡了21个男生。“两个人睡一张床，腿都伸不开。有一次太挤了，上铺同学都摔了下来。”刘海宁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初中毕业前能一个人睡一张床，这样腿就可以伸直了。”

　　和刘海宁不同，住校的女生因为人少，可以一人睡一张床，不过“洗澡难”则是她们最头疼的事。银山畈中心校的宿舍楼每层有一间集体盥洗房，外间是一排自来水龙头，里间是厕所。学生们告诉记者，平常洗澡只能在厕所里。银山畈中心学校是很多寄宿制学校的缩影，标准化宿舍配套不到位、食堂配套用房紧缺、缺少专职生活老师，不仅学生生活有诸多不便，也为校园安全埋下了隐患。

       一天两顿饭 干粮是午餐

       与城市的不少“小胖墩”相反，许多贫困地区儿童吃饱饭尚成问题，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其健康状况令人心忧。

       上午快10点钟的时候，捧着盛有大半碗南瓜粥的搪瓷碗，围坐在一屉馍馍前，13岁的冯翻翻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是她每天的早饭。吃完这顿，下一顿饭要等到下午放学后才能吃上。

　　冯翻翻是陕西省延川县土岗乡中心小学的三年级寄宿学生，在这个山大沟深的陕北贫困山区，一天两顿饭是常态。在学校，记者看到了一张学生作息时间表，上面显示从早晨6点50起床到晚上8点40熄灯的近14个小时内，只有早上9点40和下午5点40两个用餐时间。

　　每天早饭时间，学校会同时给学生分发一盒牛奶加一个鸡蛋的营养餐，冯翻翻拿到牛奶和鸡蛋后舍不得吃，小心翼翼地锁到宿舍柜子里。“留着晚上饿的时候吃。”她解释说，晚上学校一般会做面吃，晚自习后还是会饿。

　　在青海省乐都县达拉土族乡甘沟小学，一年级土族男孩李永祥今年8岁，每天早上他7点起床，吃一袋方便面，然后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赶半个小时山路到学校。当记者问他午餐吃什么时，他和几个小伙伴都从书包里掏出了塑料袋，有的包着油馓子，有的是干馍馍。“学校中午会发一袋牛奶，就着牛奶吃。”李永祥说。除了牛奶，学校还会发一个苹果和一个桃酥。

　　除了正常的三餐营养保证不到位，校园周边的各类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山寨食品和“垃圾食品”也成为危害儿童身体健康的隐患。奥加奥饼干、康帅夫方便面、绿白口香糖……在不少贫困山区的学校周围，仿照知名品牌的“三无食品”或者“山寨食品”屡见不鲜，而这些都成为孩子们眼中难得的“美味”。

　　冯翻翻告诉记者，她和同学们最想吃的就是方便面，有时一块两块的零花钱攒下来就为了买八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吃。

       战场从未让儿童走开，炮火中的血色童年

　    与长年处在和平状态下的小朋友相比，还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时刻受到战争、暴力甚至死亡的威胁：在利比亚、在巴勒斯坦、在也门、在叙利亚……还有太多太多的孩子渴望读书，渴望和平，渴望在父母的怀抱中撒娇。虽然这一切看起来那么遥远，甚至遥不可及。

       儿童成为化学武器的牺牲品

       叙利亚冲突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叙利亚的儿童正在为这场战争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去年8月21日，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出现在了各大视频网站上。在这段视频中，出现了数十具死者尸体，其中包括至少10名儿童。叙利亚政府表示，叙利亚反对派曾于3月19日在阿勒颇使用过化学武器。反对派则表示，政府军于2012年12月份在霍姆斯使用过化学武器。联合国调查叙利亚侵犯人权行为委员会称，目前还没有掌握证明叙利亚冲突任何一方使用过化学武器的直接证据。如果反对派的指控属实，这将是叙利亚陷入内战以来，以及全球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

　　视频中，尸体都被白色裹尸袋包了起来，只露出死者的头部。其中大部分死者是儿童。针对儿童的暴行刺激了全世界。史蒂芬·摩格尔是瑞士的一名化学武器专家，在观看了这段视频之后，他说：“根据视频中显示的死者症状来看，他们显然是吸入了神经毒气。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个孩子的瞳孔缩小，这是神经毒气中毒的最典型的症状。其次，中毒者一开始是局部肌肉痉挛，最后全身抽搐。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受害者是吸入了化学毒气。视频中很多受害者是儿童，况且这些症状很难模仿，因此这段视频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儿童一直都是叙利亚历次大屠杀的最大受害者。2012年5月25日夜间，叙利亚胡拉镇袭击中108人遇难，其中包括49名儿童。同年6月7日，叙利亚中部的哈马省发生屠杀惨案，造成78人死亡。其中妇女儿童占半数以上。无论是政府军出击还是反对派动手，平民特别是儿童都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我看到小孩被当做人盾”
　　
       面对“化学武器”袭击，柔弱的儿童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或许我们已经不能知道视频中死去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但在叙利亚以及叙利亚意外的难民营中还有很多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儿童每天生活在战争的恐惧当中，14岁的哈桑就是其中之一。

　　战争来到哈桑身边的时候，哈桑正在参加一个葬礼。就在葬礼进行的过程中，一个炮弹朝他们飞来，就这样，哈桑的叔叔和表哥同时丧命。在哈桑周围，尸体和血淋淋的人体散落一地。惊魂未定的哈桑跑到附近的清真寺躲避，但是清真寺也没有幸免于战争的炮火，在那里祈祷的人们也被炸死了很多。哈桑和活下来的人一起，从废墟中救出了一些幸存者。在随后的两天里，街上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腐烂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对于哈桑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

　　更要命的是，哈桑家的房子也在空袭中被烧毁了，他现在无家可归，只能四处流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哈桑抑制不住痛苦，流着泪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之前我跟表哥天天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有人陪伴，如今没有了他，我也就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我害怕战争，想逃离叙利亚，我曾经见过有人抓了小孩把他们绑在一起，迫使他们走在前面当人盾。这一切都太可怕了，我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

　　哈桑所说的情况得到了有关机构的证实。英国“救助儿童”基金会在今年3月13日的一份报告中说，叙利亚国内冲突双方征募儿童入伍作战，甚至在战斗中把儿童当作“人盾”。冲突两年来，叙利亚儿童生理和心理均蒙受打击，是最大受害者。

       “救助儿童”基金会在报告中说：“冲突双方的武装团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征募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把他们当作搬运工、警卫、哨兵和战士。被武装团体和军队征召后，孩子们直接面临（冲突）危险，”报告说，“对许多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而言，这被看成是一种骄傲，但也有部分孩子被迫参加军事行动。一些案例中，8岁的孩子被当成人盾。”悲惨的哈桑只是千千万万叙利亚儿童当中的一个。

        结语：　儿童的命运既是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也关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前任总理温家宝曾说：“社会上最值得关注的是孩子，而孩子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困难、残疾儿童，所以我觉得应该来看看这些孩子们。我没给孩子带礼物，因为我觉得孩子们需要的不是贵重的玩具，不是鲜花，也不是蛋糕，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活泼的童年。”希望全世界共同努力，为所有孩子们创造一个幸福的童年，至少，让孩子们能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尽情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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