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台湾的人，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佛堂寺庙随处可见，民众生活中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可以说，宗教在台湾社会起着教化人心、安定秩序的作用，其中尤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广泛和深入。

谈及台湾佛教界，著名的“四大山头”不可不提。1999年9月21日，台湾突发大地震，一夜之间，山崩地裂，河山变色，居民家园尽毁。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抢救的既不是军方，也不是医院，而是慈济功德会。在救灾现场，慈济功德会不仅反应速度最快，同时也是最有组织、最有效率的救援队伍。当其他救援力量陆续赶到时，穿着蓝色上衣白色长裤制服的慈济功德会成员，早已开始分工并开展了行动。这个因快速动员能力而令台湾军方都为之惊叹的慈济功德会正属于“四大山头”之一。

“四大山头”是由台湾四位著名的出家人所创办的慈善组织所组成，包括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创办的法鼓山、以及惟觉法师创办的中台禅寺。每当世界上出现大的天灾时，冲在最前面的往往就是这“四大山头”。在台湾人眼里，“四大山头”已然成为乐善好施的代名词。

“四大山头”崛起于草野

作为全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四大山头”代表着台湾社会最有效的组织模式。它们深入台湾社会，是司法之外维持社会治安的一股约束力量，同时也是当局公权力延伸不到之处的补充力量。由于“四大山头”在民众中的信用度很高，所团结的信徒群体数量也非常庞大，就连马英九这样的政治领袖也对其非常尊重。

为什么星云、证严等几位法师的香火会格外兴盛?为什么台湾的佛教团体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对此，也许有人会认为，台湾对发展佛教事业非常支持。事实上并非如此——“四大山头”的代表人物所具有的人格魅力，非但不是当局扶持的结果，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台湾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逼出来的，用佛教用语来说，是受苦获得的福报。

1949年，一些像星云、圣严这样的年轻僧人来到台湾，然而当时，台湾的社会环境还很不安定，导致他们在修行过程中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一方面，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妻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把佛教看作迷信，并不支持佛教的发展。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蒋、宋二人的影响之下，国民党内的许多精英人士也向基督教方向靠拢，佛教则渐渐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台湾当时已有的佛教寺庙存在严重的地域、门派观念，众多本地寺庙都不接受外地僧人挂单，这就导致像星云、圣严等从大陆来的年轻僧侣娘不亲、舅不爱，几近流落街头。进入白色恐怖时期之后，由于国民党担心大陆来的僧人中夹杂有“匪谍”分子，一些街头僧人更是被关进了大狱，像星云法师就曾经身陷囹圄。

恶劣的政治环境让星云法师们受尽了磨难，但这些磨难又恰恰刺激了他们广结善缘、深入民众的决心。由于在传统途径中找不到出路，星云法师们转而走向台湾社会最偏僻、边缘的角落去弘扬佛法。他们曾经像唱戏的草台班子一样到处游走。为了劝导更多人来听讲佛法，他们还曾亲自给听经的群众赠送礼品结缘，甚至像耍猴儿的艺人那样敲锣打鼓，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在早年种种艰难困苦的磨砺之下，星云等四大法师被“逼”成了台湾佛教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传教方式随意平和，较易被人接受，使佛教得以走近更广阔的包括不同信仰的人群，台湾的佛教界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精神，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

慈济功德会的诞生以“一摊血事件”为起因。据说证严法师刚出家时，偶然看见一家医院门口有一摊血，打听后得知，是一个山地妇人要生孩子，被乡人抬着颠簸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却因为支付不起医院的定金，又被抬了回去。从那时起，证严法师就发愿，一定要办一所让穷人看得起病的医院。但在当时，办一所医院需要上亿元的资金，这绝非证严法师一个人所能筹集到的。于是，证严法师创立了慈济功德会，开始以组织的形式进行慈善活动。

从建立开始，慈济功德会就面向全社会，而不是仅限于佛教信众，主持功德会日常工作的官员也不全是佛教徒。比如某位负责筹款事务的功德会官员就是天主教徒，其妻子则是一贯道的信徒，夫妻二人却同在功德会工作。

正因为极具开放与包容之风，台湾佛教界才能对不同信仰都给予充分的尊重，也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台湾“八八水灾”发生时，许多难民都被安置在佛光山的佛殿里，其中不少是信仰基督教的原住民，都有喝酒吃肉的习惯。但是，佛殿里是不能喝酒吃肉的，于是星云法师对他们说，因为佛法有规定，所以我们不能用酒肉招待你们，但山下有卖酒肉的餐馆，大家想喝酒吃肉可以去那里。在为灾民搭建临时帐篷时，佛光山甚至考虑到了基督教徒做祈祷的习惯，特意在帐篷里为他们保留了做祈祷的空间。

商业只是劝善手段

作为当今世界佛教最活跃的地区，台湾佛教众所公认地走在了整个华人地区佛教的前列，无论是从其现代化的转型，还是从其商业化的运作模式，都可见一斑。或许，正是由于优秀的大众化和成熟的商业操作，台湾佛教才会有今日之繁荣，但在这繁荣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商业本身从来不是台湾佛教的终极追求。

在台湾，所有寺庙都不收取门票费。以佛光山为例，虽然寺院建筑规模宏伟，大雄宝殿、大悲殿、大智殿及大愿殿各具特色，尤其是其佛教文物陈列馆，更珍藏了大量佛教文物，非常值得观赏，但以上全部项目，游客不花一分钱就能全都看个遍，甚至进香、听禅，或在庙里吃一顿斋饭，都不标价收钱。

反观中国大陆，但凡有悠久历史和社会影响的寺庙，进门就都要买门票。比如少林寺，每年拥有几百万的游客，门票每张一百元，光门票费就是一笔巨大的收入，但这些钱如何分配，却往往不为人知。

台湾的寺庙虽然不收门票，但佛堂里设有功德箱，游客们只需随缘布施就行，并不要求一次性地捐出很多钱，而是强调细水长流，希望他们长期性地参与慈善活动。因此，有钱的人多捐一点，不会觉得有多骄傲，没钱人少捐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愧疚。

据说，证严法师在初建慈济功德会时，曾利用屋后的竹子做了30个存钱罐，分别发给30个信众，让他们每天放五毛钱进去作为善款。这些信众大多是家庭妇女，她们经常是从每天的菜钱中节省出五毛钱来放进存钱罐，但就是靠着这一个个“五毛钱”，慈济功德会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医院。

也许有人会问，干吗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直接一个月捐出十五块钱呢?证严法师却不这么看。她认为，每天捐五毛钱，其实就是在发一个善念，可以培养信众对慈善事业的参与感，大家才会真正关心自己的钱花到了什么地方。

星云法师创建的佛光大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并不要求所有供养佛光大学的居士一次性拿出很多钱，而是请他们每月省出一百元钱来，以常规性的方式参与到大学的建设中来。

但在内地的寺庙，募捐的方式不免显得太过直白。寺庙里的各种东西都可以拿来卖钱，一个成本一元钱的手串，放到寺庙里就可能要价10块，如果请师父开光要再加100元。并不是说寺庙不该获得供养，而是要考虑方式问题。比如在佛光寺，所有用来结缘的物品，无论是一本经书、一段法师语录或者一节佛香，都是免费赠送的，而不会直接用来赚钱。从佛法的角度讲，广种福田必定会有所收获，这其实也符合天使投资的原理。佛光山看似很傻——不但不收门票，而且吃饭不要钱，礼品不要钱——但其影响力却比处处要钱的少林寺之类的大陆寺庙大很多，其事业也更易得到长远发展。

从2009年开始，大陆的不少寺庙纷纷“耐不住寂寞”，争先恐后地上演了一出出上市闹剧，从少林寺、法门寺再到财神庙，从直接IPO到借壳上市，无不引起轩然大波，但几乎都遭到了社会各界人士一边倒地讨伐，最终不了了之。

实际上，佛光山也曾因成为著名旅游胜地之后烟火气过重而饱受争议，1996年，佛光山又卷入台湾选举风波，因此更遭严重非议。1996年夏，一直香火旺盛的佛光山突然宣布“封山”，对此，星云法师解释称，封山之举是为了“先缩小自己，以后再扩大自己”，以潜心充实内部。此后直到2001年，佛光山才重开山门。从这一系列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出台湾佛教界的高度自持与修正能力。

目前，台湾寺院的经营模式大多采用弘法与经营分离的原则，也就是说，寺院的经营权和弘法事务由不同的人来主持：寺院的经营权交给在家居士，所赚取的利润除了支付经营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外，经营者可留一半，剩余的则作为经营回报上交寺院。寺院取得的利润可自主支配，如开展弘法利生等事务。如此一来，双方都各司其职，既使寺院避免了过度世俗化的侵扰，又可保有足够收入以维持自身正常运作。

毫不夸张地讲，当代台湾的慈善事业正是由佛教所推动的，而台湾佛教界的成功经验，也很好地阐释了佛教团体对待商业化的正确态度。事实上，无论是采取现代化的组织结构，抑或是运用商业化的运作手段，其本质和目的都是为了弘扬佛法、劝人向善。或许，这才是台湾佛教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来源：慈讯网作者：郭宇宽